来源:上大校报 - 第701期(2012-05-02) - 第一版

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思变的过程;
思变,于教师而言,就是改变固有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教会学生自主学习的本领,让他们一生受用无穷;
思变,于学生而言,就是改变学习风气、学习态度,用所学到的知识去改变自己的未来;
思变,于学院而言,就是改变因着过去那种"服从调剂"的滋润活法,不至于到"狼"真的来了时,措手不及;
思变,于领导者而言,就是在外部环境、机制体制无法改变的前提下,运用自己的智慧在小的环境做些改变,这些改变,足以让我们在未来的高等教育中避免一些危机;
思变,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
记者:我校的大类招生和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改革不是全国最早的,和其它高校的改革思路也有不同,我们人才培养的改革思路是什么?
叶志明: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加上中国的教育发展虽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也有许多问题,对此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同时,国家、上海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又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新的要求,如果我们还是用过去的认知方法培养面向未来的学生,那肯定是有问题的。虽然说我们的教师是从"过去"而来,但我们培养的学生却是要面向未来的。这中间存在着认识上的观念转变,即我们应该教给学生什么?应该让学生掌握什么?这是高校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新筹办的上海纽约大学,某种程度上是想通过对国外发达国家一流教育的引进,来冲击和改进我们现有的、固守的、甚至是某些本以为不能改的东西。仅靠慢慢去认识,恐怕时间不够。那么就用外来的东西冲击,使我们能够看到"未来"存在的危机。
上海大学本身有钱校长所创立的一整套办学理念,其中很多东西就是面向未来的。他结合自己的经历和古今中外的教育经验所总结的东西,应该说非常可贵。再看他当年提出的许多想法现在看来都是正确的。而他后来提出的,可以这么说,我们国家包括中国的高等教育、我们的学校目前还没有做到。那么既然已经看到、想到、近在眼前的东西我们还不能做到,那么在未来还没想到还没看到的东西就更难去做了。从大的方面来说,随着中国在全球地位的提升,上海处在首当其冲的位置。在此背景下,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的需求不再是原来的要求,也不再是按照原有培养模式毕业的学生所能适应的。从这点来说,上海大学面向未来,培养什么样的人的目标非常清楚。改革就是要找到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样一个途径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记者:探索这条路径可以说是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也会触及一些体制机制。
叶志明:现在是我们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最关键的时期。你去翻看中外的一些理论或论述,很多看上去很有道理,但这些理论变成现实、变成可以实施的制度并不多。一般来说探索和办法不多,甚至敢于去硬碰硬的东西也不多。这中间有各式各样的原因,有教师的原因也有学生的原因,有体制机制的原因也有大环境的原因。我们无法改变大环境,那么就在小环境里面做出一些变化。
比如说招生问题,理想状态下,上海大学招生应该小于等于六千人,但我们永远是等于六千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模式。但是大环境无法改变,小环境却可以变,所以我们的小环境是每个专业小于等于某个数,这就是机制的变化。我在大类招生的会议上曾讲过,大家不要以为改革推进、构筑一个教学体系很重要,我说这还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是在体制机制上做出变化。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最关键的变化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再把这套体制机制加以运用,才使中国发展得这么快。如果说体制机制不变,光去构建所谓的课程体系,就不会有现在的局面。
记者:在改革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如何发挥教与学的作用?
叶志明: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我深有体会的是我们的体育课的变化比较大,大一学生对体育课明显比以前有兴趣。体育课不是按照原来的模式、原来的方式上课。这个就是我们的改革带来的效果。有的老师觉得以前就是这么做的,也做得挺顺的,继续原来的做法似乎也没问题。这些想法看上去是正确的,但是面向未来是有问题的。因为以前是在原来的高等教育体制机制之下在做事情,到现在几乎没有变化,上大还算是变得最快的,学分制、选课制这个中间实际上就反映了机制在起作用。为什么有的学校学分制改得不彻底,就是这个机制实施得不彻底,做起来自然就很困难。但是做得彻底能有多大效果,取决于教师对每一个细小环节能否做好。如果没有做好的话,我们同样也做不好。
记者:改革的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我们有些教师可能在自己的思维里还没有做好"变"的准备,也没有意识到将来的危机,所以在改革中,我们推出了很多举措,也触及到了很多高等教育的难点问题。
叶志明:关于我们的改革目的,我认为教师们并不一定个个都清楚,他们可能更关注个人的科研、教学或者工作量。实际上一所大学教师和学生的目的不一致,教师注重的是知识,而学生注重的是如何运用知识去改变他的未来,两者的价值取向完全不一样。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发现有的学生在面对我们的改革时非常不适应,而有一部分的学生则非常适应,如鱼得水;有的学生认为这样的改革对他来说无所适从、束手无策,不适应得挺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到大的应试教育一直是引着他、护着他,现在突然叫他自己走,他就不知所措了。有的学生纠结于选什么专业好,也有的学生以为自己想清楚了,但实际上只是表面的,是随大流地按照社会上的普遍期望,什么好听选什么。所以,现在我们要加强对一年级学生的引导,那么由谁去引导?如果我们的教师自己还没有想通的话,那就没法引导学生,这也可以说是我们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我最近召开了许多研讨会,就我们自己而言,也时常会发生方向性问题,更不要说学生了。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图热闹,光热闹没有内涵,这是很表面的东西。这说明我们的相当一部分中层干部,他们还没有认识清楚,或者说本身的思路还没有跟上,这在工作中就会很累。我们通过这个机制,虽然慢慢建立起一套课程体系,但是这个课程体系的内涵建设是要长期坚持逐步完成的。因为课程需要靠每个教师自己去做,教师们自己都没有认识到,叫他们如何去实现?当然,我们还有办法,就是从政策上加以引导,对政策进行调整,包括在教师的聘用、教师的延聘上都会有所要求、有所体现。即使这样,人们能完成的东西也不一定会达到要求。拿评职称来说,评职称有破格的标准,有的人符合破格的要求,但是答辩却不符合要求,因为他仅仅是完成了硬性指标,而这些指标的内涵他根本就不去考虑,所以说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
教育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我说搞教育也是要几个"千",千辛万苦、千言万语、千山万水、千头万绪、千方百计,最后的评价却又是"千差万别";要长期坚持,而且坚持的过程中每进两步退一步,至少还在进步,但如果进两步退三步,就是失败。我们目前触及的都是高等教育的难点问题,一个是教师的聘任问题,一个是教授给本科生上课,还有知识结构体系的问题,学生主要学什么、课外如何培养、应该给学生提供怎样的教育服务等问题,这些都是难点。不过我觉得敢于碰总比维持现状要好,因为不管是研究生招生、本科生招生,今后等着大批人入学的机会恐怕会慢慢减少。首先是出生率降低,生源会慢慢减少,其次是一部分本科生毕业后觉得没必要再在国内接受研究生教育出国了;再加上现在出国留学的费用不像以前那么多,经济条件允许的学生都出得起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是不变,不按照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的目标改变的话,最终会面临招不到学生的困境。像今年澳洲悉尼大学按照一本线加上托福或雅思的成绩来招收中国学生。如果将来全世界前两百名的大学都这么做的话,老实说,中国高校好的生源就没有了:优秀学生可以通过奖学金出国,家境比较富裕的学生自费出国,还有一批比较优秀的还拿不到奖学金的学生,家里也会千方百计地送孩子出国留学。这样以来,我们还怎么招到优秀生源?我两年前在启动改革的时候就分析过生源问题,但我们相当部分的教师和干部可能还没有这个危机。我相信只有看到了未来的危机,现在就着手去做就来得及。
另外,各个学院都在制订后三年的培养方案,坦白说多数还是比较被动的。目前看,仅仅有初步的危机,他们只是没有一年级的学生,后面有没有学生来还不知道,有些甚至还存有奢望,但若真正到了分流完以后,来的学生很少甚至没有,那就是真正的危机来了。现在光是听见"狼"叫,还没看到"狼"的影子。有时候不到这个程度没有危机感,我们有很多教师都干得很不错,但有时候越是干得不错越是不容易变通,因为他觉得我这套原本的东西很成功、很有效,觉得应该坚持原来的东西,这个也是我们目前碰到的一个很大的阻力。所以像教授上研讨课也好,给新生上课也好,应该说绝大部分教授上的都很不错,但是也有一部分通识课程推进的并不是很好,这我不否认。
记者:关于学生分流的情况,各个学院、学生都非常关心,现在进展到什么阶段了?
叶志明:下一步改革最关键的就是学生的专业分流。关于分流的方案我们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分流人数的几个方案也已做出来,目前正在仔细分析每个方案的优劣,这个动作等于是把最难的事情拉到了校内来做,对此学校有严格的纪律,如果做不好的话绝对会影响之前的改革成果。那么面临着分流,学生也有各种议论,有的学生写信给我,这个很正常,因为是再一次决定命运的时刻;另外这中间还涉及到我们怎么把工作做好的问题,这个机制要发挥更有效的作用,这也是一个比较难做的事情。最近几天,各个学院在周末都会到社区学院介绍自己的专业,现在各个学院都有自己的举措在进行,这在以前是没有的。包括今年的招生简章我们都计划大改,因为过去的招生简章尽给了学生些看不懂的东西,包括学校的网站、宣传资料也好,一开口介绍就是重点学科,什么什么工程,这些东西也没有名词解释,考生哪里分辨得清?我们过去并没有从考生的需求角度来考虑,很多工作没有按照"以学生为本","为学生服务"的理念去做,很多还是自娱自乐、自我陶醉型居多。所以今年在招生简章的制作方面我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去年入学的一个大一学生做了一套33张的上大宣传照片,每张照片上都配有文字,这个学生凭着这半年的体会把这些信息都印在照片上了,其中有一张照片把上大的硬件软件什么事情都做了,还有一段视频,我让招毕办把这些照片视频刻成光盘分发给每个学院看,我说对此你们怎么应对?同时,在招生过程中我要求如果这次做得不合格,在招生简章上就不登院系的东西。
记者:会不会出现有些所谓"热门"的专业学生很多的现象?
叶志明:这个一定会出现,但是好的专业不可能满足每个人,因为优质资源总是稀缺的,不可能敞开供应。
记者:一些"冷门"的专业,学校将来是否会有所调整?
叶志明:这个我们正在做方案,完成后提交学校领导班子决策。学校准备改革的力度有多大?是否准备利用这个机制,淘汰一些要被淘汰的专业?否则靠什么来刺激他进行自救?因着过去的"服从调剂"他可以永远不改进,可以很滋润的活下去。人被逼到绝路上自然就会思变。当然我们会有另外的一些措施跟进,比如说有些国家需要的、一定要培养的、打基础的专业,你就不能完全跟着市场机制来,我们会通过奖学金、直升推免名额等措施进行保护,但是这仅仅是帮你解决有饭吃,你要过的好还是要靠自己努力,自己去创造条件,有的专业我可以给你相应的研究生推免政策来保护,但若不进行改造,不吸引学生,还是会没人来。那么倒过来你要反思你为什么办这个专业?靠什么来办这个专业?怎样办这个专业的课题。而且有些专业说不定就不应该在本科阶段培养,现实让我们"因人设庙"的事情太多了。
记者:现在我们的校报上经常会刊登一些上课教师以及学生的感受、体会,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教"与"学"的明显变化,即:老师们现在努力地在思考如何把这门课上得活、好,学生能从中收获些什么。
叶志明:是的,但是我认为还是要冷静地看待。大家都明白,约稿的文章总是说好话的居多(笑),这个中间大部分可信;从学生角度来说也一样,也是说好话的多,所以我就信一部分。
记者:即使他们有问题也不会在校报上反映?
叶志明:当然有些教师写的内容的确是上课后的思考,所以我认为目前急需建立起教师之间以及教师与校方间的沟通机制,教务处最近正在筹备一个教师教学沙龙,准备过一段时间实施,这个沙龙氛围比较宽松自由,但目的是要让教师们能在这里真正探讨一些问题,我们要跟教师们建立起一种相互沟通了解的关系,相信大家沟通交流多了慢慢就能形成某种共识,有了共识就有利于改革的推进。
记者:那是否可以说我们的改革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
叶志明:如果说现在这么做了大半年,原先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我觉得还远远不见得。但至少这个机制在发挥作用了,现在教师如果不去思考如何改进的话,上课效果不好,学生将来就不会选你的课。像理学院今年寒假组织基础班的学生到新加坡访学,放在以前若没有这个机制,学院不会(有动力)去做。又比如有的教师到社区学院上通识课,索性就去做广告。我理解他们的用意,但也告诫他们,人们看电视最痛恨的是什么,就是插播广告,你们恰恰是做了别人最讨厌的事情。所以去做广告的课程没有一个效果好,学生已经反馈过来说,某某老师课不好好上就是在推销自己的学院,可见好好把自己的课上好才是正解。招生、就业、人才培养其实是三个相辅相成的"圈",许多高校在"招生"和"就业"方面做了很多文章,对人才培养关注不多,而恰恰人才培养才是关键所在。人才培养做好了,教学质量提高了,生源自然就有了;人才培养好了,就业还会成问题吗?做表面文章只能骗骗一般的、糊涂的人,但骗不了真正有思想的人。我还不敢说到底结果会怎么样,我想等分流结束后,要好好做分析与总结,这个中间有哪些还要改进的,在下一步进程中还需要加以改革推进的,目前最关键的还是集中精力把学生专业分流这件事情做好。
记者:最近,教育部有一个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若干意见的文件,实际上我们的做法是和这个文件精神不谋而合的。
叶志明:对,其实文件里面的有些措施,比如教授上新生研讨课之类的,我们都已经在做了。另外我们已坚持多年请专业的咨询公司帮我们做学生能力测评,每年发布教育质量白皮书。教育是需要长期坚持做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效果才会渐渐显现出来的,如果没有延续性,或"朝令夕改",那改革就不会有出路。我们坚持做这些是要表明我们教育的好坏也可以去评估评价,我们一直很关注培养出去的学生行不行,究竟受不受社会的欢迎,就像一个企业生产的产品受不受欢迎,直接关系到这个企业能不能发展、能不能生存的问题,那么我们的产品就是培养出来的学生;学生好不好光我们自己吆喝还不行,让社会第三方做评价更客观公正。
记者:您在研讨会上曾说过要将教授给新生上课作为延聘的一项重要指标。
叶志明:是的,现在正由教务处和人事处在做具体的方案。大学里面培养人才是最基本最不可缺的功能,缺乏人才培养功能大学就不复存在了,就像人的健康一样,若没有健康这个"1,"那么后面再多的"0"也只能是"零",人才培养就是这个"1"的效果。但是现在的办法措施总感觉不到太多,那么我觉得找到这个教学质量的激活点在于机制上,等到没有生源了,没有人来了,那所有的人才会真正有危机感,就像为什么好的企业一直在不断思变,而我们的高等教育却不怎么思变,为什么国外的教育能思变呢?我觉得原因在于它的招生永远是小于等于,等于是它的极限值,多招了它的师生比例就不对了。反观我们这里还有计划的模式在,有了"高考的服从调剂",救活了多少该被淘汰的专业,这个计划的机制使得大家可以很"滋润"地活下去。
记者:围绕教育教学改革,我们的各个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相互配合,但除此之外的部门和其他年级学生似乎对此就不怎么关心。您对他们有什么要求吗?
叶志明:他们还没有切身感受。等到分流以后看到进来的学生没想象那么多,他们就会有体会了;另外我认为光提要求是没用的,就像小孩一样,仅仅告诉他不要碰通电的风扇是没用的,只有当他真正被风扇叶片打到了,他才会有体会。光跟他反复提要求,但他若听不进去就是不改,那我们也无能为力。我很希望看到分流以后的结局,到时候就能证明我的告诫不是危言耸听了。我们准备了几套方案进行调整,热门的学院有能力接收,就满足你的自报数据,冷门学院就用你的测算数,让大家看看原来这些学院有这么多教师,不参与培养学生,那么这个学院在学校里干什么呢?
记者:那么按照测算数势必会出现有的专业没有学生,而教师却有很多的情况。
叶志明:我认为没有倒是好事,这样就逼得你非得思变了,为什么会没有学生,你就该好好反思。我从前年开始连续做十几场报告,一直在提醒要注意变化,到时候真的出现没有学生的情况,难道还不能使某些人醒悟吗?
我所能做的就是让这个机制发挥作用,促使你思变,不能靠我帮你进行什么学科或专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