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哲玮

来源：上大校报 - 第702期(2011-11-28) - 第一版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目标，要针对一定的问题。我们进行大类招生和通识教育改革，是为了什么目的、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是在办大学，而且是要办一所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都是为培养创新性人才服务的，我们的大类招生和通识教育改革，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通识教育是针对专业教育而言的，当然我们仔细研究以后，会发现通识教育这个说法还有可推敲之处，可能应该是创新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专业教育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教育模式，围绕专业技术人才的需要，整个课程设置围绕专业需要来设置，公共基础课为专业基础课而设，专业基础课为专业课而设，最终落实到学以致用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是专业教育是有条件的，钱伟长校长早在55年前就指出，在行业比较稳定，专业比较成熟的情况下，专业教育才是合适的，但我们国家却是一种飞速发展的情况。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专业教育模式本身也在不断变化。我们仍然保留的一些专业教育的点，要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如果不能与专业对口的行业建立密切联系的话，这个专业教育是不会成功的。大多数学生的专业不再是他们将来的职业，学校也开始强调加强基础，淡化专业，至于说给学生面包还是猎枪，是鱼还是渔，更是几十年的老话题了。但是基本的课程设置和指导思想还是围绕专业教育，没有根本的变化。
　　在去年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耶鲁大学校长列文向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发起了挑战。他说："绝大多数的亚洲的学校和欧洲大学一样，本科教育是一个专式教育，一般来说学生在18岁的时候就选择了自己的终身职业，之后就不再学别的东西了。和一些一流的欧洲大学和美国大学不同，中国的教学法是这样一种生搬硬套的模式，学生是很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他们一般不会挑战教授和彼此的观点，所以学习总的来说是把注意力放在对于知识要点的掌握上，不去开发人的独立和评判性思维的能力，这样的一种传统亚洲模式，对于培养一些流水线上的工程师或者是中层的管理干部可能有用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去培养领导力和创新，那就不足了。""美国的本科学生在头两年会尝试各种各样的学科，然后会再选择一个主科进行学习。为什么这样做呢？对于多个学科的接触，使得学生有能力去对付一些新的、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这个时候呢，他们通过不同学科的接触会有不同的视角。这样一种跨学科的广度，在我们看来能够使他们有能力以创造性的方式解决新的问题。我们想一个优秀的领袖，如果之前接受过经济学的教育，同时也接受过组织行为学的教育，那么他取得成功的可能会高一些。如果政府的领导以前学过历史，又学过道德哲学，同时还学过经济、心理学和技术的话，那么他胜任的几率也会更高一些。我们要去解决一个复杂问题，我们要借助各个学科的知识，不是一个学科的知识。""我们应该眼光放得更广泛一点，因为高等教育范围非常广泛，而最高端的大学，即美国最优秀的大学或中国最好的100所大学，我们倡导一种通识教育的模式。这正如中国胡锦涛主席在'五年计划'中提出的，并且也是给在座的各位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不单是培养能找到好工作的、具有某种技能的人，更需要培养一批未来具有创造性、创新能力的人，培养出下一代的领导人。"
　　实施专业教育需要一定的条件，实施通识教育也一样。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实施通识教育的时候了吗？与美国不同的是，整个中国仍然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我想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通识教育是不合适的。但上海大学地处上海，上海要完成的任务不再是城市化和工业化，上海被党中央赋予了"四个率先"的光荣使命，"转型"变成了上海发展的关键词。转型就意味着要找到最适合于现在形势的新的发展方向，要探索不熟悉的东西、未知的东西，而不是把已知的、熟悉的东西做得更好。这样的任务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这样的人应该对当前发展中新的机会十分敏感，而且善于去抓新的机会。也就是上海大学对我们希望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期望，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拥有自强不息、敢为天下先的奋斗精神，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拥有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气质。他们能面对复杂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提出问题，并善于团结一群人一起努力地去解决问题。他们能够主动适应社会的变化,进而引领社会的进步。他们能够学习和继承钱伟长校长的伟大品格，始终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关心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他们具有创新精神和领袖潜质，能够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有人怀疑，像上海大学这样的地方大学，能够培养领袖人物，需要培养学生的领导力吗？我们说的具有创造性、创新能力的下一代的领导人，并非就是指主席、总统这样的国家领导人。新兴的企业、需要脱贫的村庄、亟待实现转型的各级政府和研究领域的新方向都需要这样的领导人，现在这些岗位上，就有上海大学的毕业生正在扮演这种角色。当我们在感叹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的辉煌时，不要忘了在他们背后那些千千万万个新生的中小企业和千千万万个具有创造能力的领导人，是他们一起构造了比尔·盖茨和乔布斯们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大环境。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学生树立信心，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热爱并为之奋斗的事业。
　　长远来看,任何一个时代的发展，总有起步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到一定阶段就一定会要寻找新的方向。用恩格斯的话来讲："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面对社会所需要的这种人才，我们需要转变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创造新的教育模式，这种模式叫作创新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可能比叫通识教育更为合适。
　　通识教育容易被误解为在原有专业学科知识之外，再加上其他专业学科的知识，但远不止于此。我体会所谓通识教育模式有几个基本点：广阔的基本知识结构,学生的自由选择,创新精神和较强的自学能力。我们上海大学在这条路上的教育教学改革已走过了十几年的路程。
　　"知识爆炸"是20世纪八十年代的热门话题，当时有人写道："从本世纪开始，科学知识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急剧的增长。国际上把这种情况形象地称之为知识爆炸。……当今世界平均每天发表1万余篇论文，平均35秒有一篇问世。各种书籍每年增加25万种。……1976年的大学毕业生到1980年已有50%的知识陈旧了。"而与此同时，"过度教育"的现象又大量存在，不少人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学习的具体知识和技能一辈子也没有用过。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曾经有人主张过延长学制到6年、8年，但即使如此，与新知识的增长速度比起来，无疑是杯水车薪。因此，强调更广阔的基本知识结构绝不能在原有结构中加加减减来解决问题，需要根本的改造。
　　要实现这种根本的改造，还得从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改变开始。"学以致用"、"专业对口"在八十年代是家喻户晓的名词，在其背后是一个被社会广为接受、似乎无可挑剔的观念：在学校学好了，再到社会上去施展才能，做出贡献。其实所有在社会上有几年工作经验的人都明白，从来都不是靠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来工作的，即使就是用到学校教科书上的东西，也还得重新学习，更不要谈工作中遇到的新的挑战了。因此，真正重要的，是具备在工作中继续学习的本领。这一点在我们学校的教育理念和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了吗？如果还没有，那就是我们这次改革所要达到的最重要的目标。
　　我们一直在说,要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现在还进一步强调引领新的发展方向的能力。回顾我们一直以来的基础课教育，给学生最强烈的印象就是一个完整严密的体系，所有的结论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钱伟长校长一直要求我们要开出超出教科书范围的实验，就是要让学生明白，被看作真理的结论，当条件变化的时候，就不一定再是真理了。蔡树棠教授讲过，看教科书中的叙述是不行的，要去看当初这个结论得到时的原始文献，这时你会发现，教科书上的讲法和当初提出这个结论时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钱校长多次讲过,从第一章讲到第十章的讲法是要不得的,应该讲清楚那些最重要的概念,其它内容让学生自己去看。我与学校的教授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都说，做到这一点，对教授的要求非常高。其实这不就是研究型大学教学的根本实质吗？
　　我们的基础课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讲到的就一定要求学生做到，还要考出来。久而久之，不考的学生也就不学了。当我们提倡广阔的基础知识时，再这样走下去就难以为继了。因此，在基础课的改革中，如何向学生介绍学科前沿的情况和最新进展，帮助学生了解已有的知识结构和难点、要点，带领他们攻破若干个难点，而不再强调在学校期间就要掌握所有的知识和技能，是对通识教育基础课改革的重大挑战。我们教数学的教授们已经在试点，能否教会三分之一的难点，帮助同学自学掌握三分之一的难点，让同学自己掌握三分之一的难点，甚至有些难点就是留待他们以后工作了再自己去学会。只有这样去改造我们的课程体系，才有可能既让同学们掌握广阔的基本知识，又给他们留下选择的空间，还能培养他们不害怕接触新的知识，有信心攻克所有难关的能力。
　　其实，对后续的专业课的改革是同一个道理。一方面专业课必须不断地更新换代以适应时代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要着重培养学生在工作中掌握新技术的能力。恰如钱校长所说，我们希望同学们掌握一种正确的思想方法，课程和专业只是一种载体，我们利用这种载体来帮助学生掌握这种方法。或者说正确的思想方法比具体的知识和技能重要得多。
　　全面的学分制和选课制,在上海大学已推行了18年了。每学期选课之际，可谓千军万马齐上阵，为下一学期的课程安排反复地筛选、淘汰、重组，也引来不少怨言。但是这一个环节已不再是简单的行政工作，而成为了培养学生的重要环节。同学们的自由选择是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除选课之外，还包括选择专业。在了解了广阔的基础知识之后，选择自己准备为之奋斗的事业，这是人生成长中极其重要的一步，通识教育改革最关键的恐怕就是这一点了。仅有课程体系改革而没有教学管理模式的改革，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如何帮助大类招生的同学们顺利完成专业分流，是对我们管理能力的一个挑战，同时也会考验我们还能不能坚持我们的基本理念。
　　在与院长们的讨论中，我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在你们的学院中，发现了一位拔尖创新人才，他（她）已经想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在我们的教学体系中容得下他（她）吗？现在来看，学校如果不采取特殊政策，我们的课程体系是容不下这样的人的。我提过这样的想法，希望有一天，上海大学的学生每周上课不多于10个小时，但学习时间不少于54个小时，这样的框架就容得下这样的学生了。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希望通过层层选拔，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我严重怀疑这样的模式，在层层选拔的过程中，那点创新精神早就给扼杀干净了。我们能不能在通识教育的改革中，搭建尽可能多的平台，给同学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鼓励他们创新精神的发展呢？
　　大学的关键词就是下一代，下一代的知识、下一代的文化、下一代的人才，对教育质量的根本评判，来自我们的毕业生二十年后的表现。虽然我们不得不解决当前我们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学生如何分流的问题、毕业后的就业问题、甚至要具体到教师的授课津贴，但是更重要的，是始终要想到他们二十年后的发展。还是邓小平同志的那句话"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